这是特殊的一群人和特殊的一个人的故事：

　　昆明市五华区小菜园立交桥，一个和一二一大街、学府路、圆通北路、龙泉路多处交汇的“咽喉”中心地带。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，这里汇聚着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：流动摊贩、流浪乞讨人员、等待活计的务工者，每天不少于300人。每天，有上万辆车经过小菜园立交桥，因为占道经营和随街揽活的人太多，使小菜园立交桥下成为南来北往车辆的交通瓶颈。

　　多年来，这里无数次上演“猫捉老鼠”的游戏，有过无数次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之间的冲突，无数次因交通拥堵导致吵架甚至打架事件发生……小菜园立交桥，这个让亲历者、围观者和管理者一提起来都摇头的地方，成为城市管理难题活生生的缩影。

　　一边是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现状，一边是城市交通的无序混乱，它不仅考量着城市参与者的文明素养，更考验着城市管理人员的情商和智慧。

　　2010年10月的一天，一个女城管队员的“介入”，让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，慢慢变得有些不一样了。

　　

　　

　　“她和别的城管不一样”

　　2010年10月，41岁的五华区城管二中队队员陈梅成为小菜园立交桥守点负责人。所谓守点，工作就是每天去所负责的点上巡查、执法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活，“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事发生。管，有市民说小贩也是凭劳动吃饭不该管；不管，这个地方就成为‘死卡’，经常引来市民投诉。”五华区城管局莲华中队中队长杜保全说。

　　就是这样一块“不管不行，管更难管”的巴掌地，让刚当上城管队员不久的陈梅涌起了好胜心。

　　“只要我们以诚相待，就不怕他们不服。”陈梅当时没有把困难想得太多。

　　“前三天，先劝说。告诉流动摊贩，你这样推着小车到处走也挺累，不如找个市场固定下来，生意会慢慢好起来；对沿街揽活的家政或装修工，则告诉他们可以去装修公司打工，有正规的劳动保障，比在这里坐等强多了；对那些乞讨流浪人员，就劝他们找救助站。”

　　几天的好言相劝，似乎收到了一点效果。当时是没人了，交通秩序也恢复得很好，但后来发现，根本没用，这边刚散开，另一边又冒了出来。然后，陈梅就带着另外两名女城管队员，满大街追着这些人跑，口水说干了，腿跑不动了，回头一看，他们还在那里。

　　第四天，陈梅发了脾气，冲着小贩吼起来。

　　就在陈梅吼的一瞬间，她看到了：那个背着婴儿的妇女，因为怕陈梅他们“踹摊子”而紧紧地抱着很烫的炸豆腐的炉子。同样作为母亲的陈梅心软了，她带着大家悄悄离去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陈梅一晚没睡：我的工作职责是什么？我要用什么工作方法才既不伤害流动小贩又能得到他们理解？我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这块让人头疼的弹丸之地恢复清爽和干净？思来想去，除了自己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，别无他法。

　　一个星期后，再去守点的陈梅身上多了几样东西：四处抄来的电话、几瓶从办公室节约下来的矿泉水、一本新买的小本子。电话本里记着农贸市场、装修公司、家政公司，甚至还有工会、救助站、法律援助中心等号码；矿泉水是发给城管队员喝的，她随时都带两瓶，给一些老弱的摊贩或乞讨人员；小本子是用来记情况的，不管是小贩还是务工人员，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告诉她就立即记下来。

　　一个星期，两个星期，三个星期，一个月……小贩们记住陈梅了，知道她和别的城管不太一样——陈梅不会粗暴地踹摊子，不会呵斥，她只会走近你，跟你拉家常，告诉你更好的谋生方式。

　　小贩黄强来自四川，他在这一带“活动”时间最长。说起陈梅，黄强赞不绝口：“她和别的城管不一样！”

　　让小贩牵挂的城管大姐

　　“有时候，他们会像朋友一样，跟陈梅聊家长里短。后来处熟了，会自动地把原先摆放在道路上的摊子挪到远处不影响通行的地方。”小菜园立交桥守点城管队员文一媛说。

　　（下转2版）

 

　　赞陈梅和她的“柔情执法”

　　本报评论员

　　《一个让小贩牵挂的女城管》是一篇读完会让人久久无法平静的报道，它彻底颠覆了以往我们对城管的种种偏见。是的，就是她，昆明市五华区城管二中队队员陈梅，让我们对她和她的同事所付出的努力肃然起敬。

　　有人说，城管与小贩的关系就是管理者和生存者的关系，天生就是一对矛盾，他们的冲突是必然的。于城管来说，他们执法的对象是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。出于同情弱势群体的心理，城管的工作很难得到大众支持。所以说，陈梅他们的工作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。与此同时，城管只是一个掌握很小权力的职务，却要用手里小小的权力去履行较为艰巨的工作任务。

　　过去，在很多地方，城管工作过多采取“赶、追、堵、罚”的强硬手段，动辄实行“禁令”和“封杀”，没有充分考虑城管执法的配套措施。这样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了城市的整洁有序，但从现实来看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。

　　陈梅以她艰苦卓绝的工作实绩，证实了城管和小贩并不是水火不容的。因为她深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：管理城市的权力是政府和人民赋予的，履行好这种责任既是自己的应尽之职，也是为了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。她时刻牢记自己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，是人民的公仆，在管理执法时多给予被执法对象人性化的服务，还特别考虑到帮助城镇的下岗、待业、病残、进城农民等弱势群体更好地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方法。

　　陈梅的“柔情执法”，具有普世意义。城市管理是一项长期的融社会性、系统性较强，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、生活秩序及对外形象的社会管理工作。城管执法是肯定会长期存在的，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，城管要把自己摆在城市管理者的位置上，既要体恤民情，又要严格执法。如果能在加强管理的同时，为小商贩划定一些经营区域，这样不仅可以很大地满足市民的商品需求，也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。

　　陈梅，一个羸弱的女子，用自己单薄的肩膀，在工作岗位上自觉担起了体现人民政府“以人为本”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担，让我们的城市多了份温情、少了些戾气。在这里，送上我们的祝福：愿陈梅好人好报，早日康复。

 

不影响交通和治安秩序还不是最终目的，陈梅还是想让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能有更好的生存方式。她不厌其烦地把电话号码给这些小贩，联系工作、找固定摊位，甚至帮助联系小贩孩子上学，能帮的她样样都帮。

　　时间长了，城管和小贩处出了感情。

　　一次，一个小偷偷了过路人的钱包，被偷的人一喊，小贩们全跑去抓小偷。一次，两个人因为骑电动车碰撞发生争执打起架来，小贩们跟陈梅一起劝架……类似的事情很多，也让陈梅对这些小贩有了新的看法。

　　其实，当初将这块复杂地带的守点工作从男城管变成女城管，就是考虑到女人可以“以柔克刚”，不容易在情绪激动时和执法对象发生冲突。

　　几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小贩们开始“让步”，不是只退让出交通要道，继续坚守在小菜园立交桥下，而是慢慢地经过陈梅的介绍和联系，找到了固定摊位，陆续离开小菜园。

　　喝过几次陈梅矿泉水的小贩刘美珍说，“她劝我们也是有道理的。找一个固定的摊位，用不着这样担惊受怕，日子慢慢就过好了。”

　　和刘美珍有同样想法的小贩不在少数。在陈梅和另外两名女城管队员的规劝和努力下，三个月后，从小菜园立交桥下搬离的小贩达数十名。过去经常在桥下沿街揽活的家政和装修工人，也各自找到了固定的“劳务市场”。

　　他们对陈梅充满感激，有时路过小菜园，见到陈梅在路边，都会停下来叫一声“大姐”再继续赶路，这让陈梅非常感动。

　　小贩周华勇是在陈梅守点期间搬离小菜园立交桥的，因为资金不足，固定市场离自己租住的地方较远，在外面晃荡半年多后，他又回到了小菜园。不过这次，他没有发现过去经常在这一带看到的城管队员陈梅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过去了，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三个月过去了，他以为陈梅调走了。

　　直到今年5月，周华勇忍不住问了一名城管队员“陈梅去哪里了”才得知，很长时间不在这里出现的陈梅没有调走，而是病了。

　　小贩们很快知道，那个经常出现在这一带的最温柔、最好心的城管大姐病了。小贩黄强说：“听说她是去北京医病了。在昆明的话，我们肯定会去看她。”

　　随时将爱心传播

　　这是怎样的城管队员？为什么可以让被她管过的小贩心生牵挂和祝福？记者怀着对这位女城管队员的好奇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。

　　“红岩上红梅花儿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，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……”优美的歌声从听筒里传了出来，陈梅躺在无菌仓里轻轻地哼唱着《红梅赞》。陈梅说：“最喜欢这首歌，因为里面有个梅字，跟自己的名字一样，希望自己也能像梅一样坚强。”

　　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陈梅已经进入无菌仓。仓里的医疗器械无声地运行着，陈梅脸色苍白，却始终面带微笑。

　　2011年3月8日，陈梅病了，白血病。

　　“第一反应是我来不及了，大家还来得及，就挨个提醒同事朋友注意身体。”时隔一年多，回忆起最初得知自己患上“绝症”的情形，陈梅笑得很坦然。

　　同年9月，病情复发，医院连下两次病危通知书后，陈梅决定去北京治疗。2012年4月18日，陈梅登上了去往北京的航班。此前，她已先后同哥哥姐姐骨髓配对失败，跟儿子的骨髓配对是最后的机会。

　　“当时想万一失败了，就好好珍惜生命中剩下的每一天，开心地生活。”病床上的陈梅坦言自己曾经做过最坏的打算。

　　2012年4月26日，好消息传来：陈梅和儿子骨髓配对成功。随后一切进展顺利：5月29日进无菌仓，6月6日采骨髓，6月7日采干细胞，骨髓移植手术有序进行。

　　无菌仓的生活是枯燥的，短信成了陈梅和外界沟通的唯一手段。“我的细胞在生长，脊椎骨开始疼痛。这真是一个美妙的过程，越疼，细胞就长得越快，这就是痛并快乐着。”

　　6月24日下午，时隔27天后，陈梅走出了无菌仓，留下的是一封感谢信。

　　“终于出仓了，真开心，更开心的是一出仓就能见到来自家乡的人，您带来了家乡的气息。”陈梅对记者说。这是出仓后陈梅说的第一句话。

　　一回到病房，陈梅就说个不停，长期的封闭让她倍加珍惜“自由”。

　　“一位病友母亲跟我通话，说她女儿第二天要进仓，很紧张。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所以我就连夜写了一个跟病魔抗争的方案，通过医生传给其他病友，让大家坚强起来。很多人看到这个方案，就不紧张了。”陈梅略显得意地说。方案写得很全面，包含了进仓后在心态、饮食、护理等多个方面的内容，甚至详细到指甲长短。

　　病友们说，陈梅像病房里的天使，走到哪儿都会带去爱心和温暖。

　　“血液供应紧张，病人必须互助献血，她就建议我们把本该给她的血小板先给别的病友。”陈梅的朋友说。这不是陈梅第一次这么做，在昆华医院期间，当一位陆良病友病情恶化需要输血时，陈梅就主动把自己在血液中心的存血给了病友。

　　“这是一种本能反应，如果她因为缺少血液而死亡，我会十分自责。”陈梅淡淡地说。

　　当记者告诉陈梅有许多小贩很牵挂她时，陈梅眼里闪过一丝泪花。

　　勇敢的柔性执法者

　　说起妻子，陈梅的丈夫和曙泉无奈地说：“最初是不支持她做城管的，但是没拦住。”

　　陈梅成为一名城管队员颇费了一番周折。1998年，五华区决定成立城建监察队，看到通知，在莲华街道办事处从事民政工作的陈梅立刻写了申请，由于街道当时不同意，陈梅就直接把申请交到了人事局。

　　“家人、同事都说我疯了，而我就是想尝试一下到监察队后是否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我？”陈梅坦言当时就是想磨炼一下自己。2000年，陈梅正式加入城管二中队。

　　尽管社会上有很多对城管的负面评价，但城管工作的辛苦也是常人难以理解的。他们的办公室就是大街。守点期间，陈梅每天带着几名女队员在小菜园立交桥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不停地走，最长时曾连续工作14个小时。

　　同事宁英说：“每次执法，一旦不可避免发生冲突，陈梅总是尽力往前挤，把自己夹在中间，努力分开冲突双方。她说自己考虑到了危险，但不想看到冲突。”

　　陈梅是真的喜欢这个职业，即便是生病期间，也在考虑如何改善工作。去年6月，病情刚有所好转，她就离开了医院，回到工作岗位。之后，病情出现复发，陈梅不得不前往北京治疗。

　　“她的心情是矛盾的，既要尽到工作职责，又要尽可能考虑摊贩的生存。有一年冬天，陈梅看到一个占道经营小贩带着小孩摆摊，孩子冻得瑟瑟发抖，她看着不忍心，就换上便衣送了一件毛衣给他。她一开始就跟别的城管不一样，当时还没有柔性执法这种说法，但她就已经这样做了，让摊贩没有了以往那种对城管的敌意。”同事张军这样评价陈梅。

　　陈梅出生在迪庆维西县。“这孩子从小就有一颗同情心，很喜欢帮助别人。”看着病床上的小女儿，她75岁父亲的眼中满是怜爱。

　　1986年，陈梅考入重庆市民政学校。“填报志愿时想，如果考不上好的大学，就选一个自己愿意干的专业，民政是扶危济困、专干好事的职业，我喜欢。”1988年毕业后，陈梅成为五华区民政局一名干部，随后调至莲华街道从事民政工作，一干就是10年。她为腿脚不便的老人送救济金，为孤寡老人洗衣被……

　　“看到优抚对象的笑脸，救济对象的欢颜，孤残儿童有了家园，青年男女结成姻缘，我都由衷地感到欣慰。”她在入党时写的一本近万字的自传里曾这样写道。

　　“很多事她都不对别人说，只是默默地做，比如关心残疾人和孤寡老人，隔三差五打电话，家里有好吃的，她就带着我一起去看望，坚持了十多年，直到这次生病。”丈夫和曙泉说。

　　陈梅的病情牵动着每个人的心，“很多人见到我，都会问你们中队陈梅怎么样了？”同事杜保全说。“从来没有哪个人会让大家有如此一致的牵挂。”因为陈梅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感动和影响了周边每个人。

　　小贩周华勇得知陈梅病后有了一个想法：等陈梅从北京回来后，带着几个熟悉陈梅的小贩去看她，他们想请陈梅去他们的出租房吃顿饭，全部用自己在固定摊位上卖的菜。

　　小贩们只想告诉陈梅，他们的心里，永远装着对这位女城管队员的牵挂。

 

 

本报记者：贾薇  贾献培

资料来源：《昆明日报》A01、A02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