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的人们如果记录这个时代，一定不会忽略城管。城管的故事几乎每天上演，既是主角也是配角；既制造悲苦与悲痛，又诉诸悲情与悲壮；既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 又以别样的方式拉开人们与生活的距离。就在湖南临武城管致瓜农死亡案二审开庭前，因浙江苍南灵溪事件，城管再一次当仁不让地抢占了各大媒体的版面。

苍南事件没有罗生门

因为有自媒体的介入，苍南事件在“同步直播”中得到了清晰呈现。舆论场不再像过去那样，要么是雾里看花的罗生门，要么只有一种声音、一个腔调，而是由不同的声音展开“竞争”，相互证实与证伪。

苍南新闻办事后发布的“通稿”，就是各种声音相互“竞争”的产物，总体而言基本符合事实。按该“通稿”的描述，事件分为两个阶段，前一阶段是城管与市民冲突，后一阶段是城管遭市民围殴。说到底，是城管打人与城管被打。

不过，对比“通稿”对两个阶段的描述，还是会发现一些措辞上的“讲究”。比如说城管打人时，“通稿”说，“整治占道经营时，与过路群众黄某发生冲突。冲 突中，黄某受伤。随后，黄某被送往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，经医生诊断，黄某身体无大碍，情绪稳定”。既强调了执法的正当性，又将冲突的起因、程度、性质一笔 带过，着重释放了“身体无大碍，情绪稳定”的重要信息。而在说城管被打时，“通稿”又特意强调是有人在网络上发布“城管打人致死”的谣言，致使围观群众聚 集，秩序混乱，“5名城管人员被围困殴打”。

城管打人是“冲突”，城管被打是遭“围殴”，两者在语义上有很大区别。“冲突”意味双 方都有责任，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，可以各打五十大板；而“围殴”则具有悲情色彩，只是单纯的暴力受害者。可是，那位“过路群众”不是城管的整治对象，与 城管执法并无利益关联，两个不相干的主体为何产生“冲突”呢？如果城管执法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，那么，“过路群众”用手机拍照方式对城管执法进行监督，同 样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。两种行为产生“冲突”，只能说明其中必有一种行为在实施过程中，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受到了扭曲。

尽管“通稿” 在措辞上有“讲究”，但当地公安部门的态度却值得肯定。苍南县公安局副局长陈学超对媒体表态：“将秉着公开、公正、一视同仁的原则，对城管在处置占道经营 过程中与一过路群众发生冲突一事，严肃依法依规处理。对后期起哄闹事、对城管工作人员肆意殴打和故意损坏执法车辆的滋事人员，公安部门也将依法依规严肃查 处，绝不姑息。”这也意味着，无论城管打人还是城管被打，当地公安部门都将秉公处理。

城管也是“三棱镜”

多 媒体时代，真相不难还原；法治时代，单个事件的处理“秉公”起来也不难。但还原真相、秉公处理之后，城管的角色定位及公共形象并没有因此而改变。在2月 27日的“开腔”版中，我曾借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曼·鲍曼的“三棱镜群体”，来描述当下医护人员在矛盾夹缝中生存的处境。可医护人员绝不独行，但凡社会矛 盾比较集中、尖锐，舆论指向比较突出的领域或行当，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不尴不尬的“三棱镜群体”。

随便以“城管”为关键词在搜索引 擎上搜索，马上就会弹出“打人”、“行凶”、“暴力”的后缀。网友更有“借我三千城管”的戏谑，似乎它已成为一支无敌天下的“威武之师”。当一个群体的形 象或身份被公共舆论单一化后，这种单一化的形象和身份，很快就能找到与它匹配的对立面。于是，城管之前就多了“智取”、“秒杀”、“三秒种搞定”之类的前 缀，成都犀浦菜市甚至出现“对付城管降龙十八掌”的传单。

去年底，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《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 （2013）》。该报告显示，城管部门是最不受公众信任的国家机关。可“不信任”并不等于“不需要”。城管也是“应需要而生”，也要受到“上级”的制约。 只不过，这个“上级”平时隐身，即便在城管与小贩产生冲突时，它也只是充当旁观者、和事佬，有时甚至受正义感驱使站在小贩一边。然而，当街道被小贩占据而 拥挤难行时，当路边烧烤摊乌烟瘴气时，当小区环境不可逆转地变得脏乱差时，当城市环境不堪入目时，“上级”就会立刻现身，立刻给城管部门施加压力。

这个时隐时现的“上级”，可能是组织、领导，可能是公共治理的体制、机制，也有可能就是普通市民，亦是抽象的“公众”中的一部分具体的人群。城管在不同人群组成的“公众”中，在“上级”与小贩之间的夹缝中，不可避免地沦为“三棱镜群体”。

为从“三棱镜群体”中解脱出来，一些城市将城管业务外包，或者聘用社会人员临时执法。这些外包人员和临时工是城管的替身，不仅要承担城管的日常工作，还 要在媒体曝光后为城管当挡箭牌。他们无处不在、疲于奔命，最苦逼也最凶狠，最残暴也最可怜，他们是“三棱镜群体”中的“三棱镜”。而苍南事件的主角，不幸 正好就是他们。

舆论不可“拉偏架”

当然，城管肯定觉得特别委屈，一方面通过网络、媒体大吐苦水，另一方面通过柔性执法、微笑执法、换位思考执法，来努力改变自身形象。不能说这些努力完全没有成效，但在基本职能没有改变之前，城管的公共形象很难有大的改观。

一个部门、群体的形象，取决于公共舆论的塑造。应该说，城管在今天成为“三棱镜群体”，舆论也“功不可没”。今天城管打小贩，舆论站在弱势一方谴责城 管；明天小贩打城管，舆论又开始同情城管。在来来回回的立场选边站游戏中，舆论关注“谁打”或“谁被打”，要远远多于暴力事件本身：城管执法为何容易产生 暴力，如何制止或减少暴力？

苍南事件后，不少媒体发表社论表明了立场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新京报、南方都市报和环球时报的社论，新京 报社论标题是“苍南冲突事件追责要‘一碗水端平’”，南都社论标题是“苍南风波，执法底线在善待和敬畏苍生”，环球时报社评标题是“苍南城管遭围殴是全社 会之耻”。仅看标题，三家媒体对事件的定性就耐人寻味。一个依苍南“通稿”的官方口径将事件定性为“冲突事件”，一个依事件的影响与结果使用了“风波”一 词，另一个则将事件截下一半，只取“城管遭围殴”的下半身，而隐去“城管打人”的上半身。

再看价值判断，一个担心追责处理不公，呼吁“一碗水端平”（这也是苍南公安部门的态度），一个反省执法模式，而另一个却有“拉偏架”之嫌。城管无论是打人还是被打，都是暴力，暴力本身才是社会之耻。如果只说城管被打是社会之耻，难道城管打人是社会之荣？

舆论“拉偏架”，表面上看是在体恤城管、为城管说话，客观上强化了城管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单一化的暴力形象。这种舆论氛围，不仅不能深刻反思暴力产生的根源，反而更可能加剧城管与社会的对立，刺激他们的蛮勇冲动，让他们被动地“充当社会冲突前哨”。

一些城市将城管业务外包，或者聘用社会人员临时执法。这些外包人员和临时工是城管的替身，不仅要承担城管的日常工作，还要在媒体曝光后为城管当挡箭牌。他们无处不在、疲于奔命，最苦逼也最凶狠，最残暴也最可怜。”